莫斯科的年味儿

每年年初，当中国驻俄罗斯使馆的新年招待会紧锣密鼓地举办起来，大家就知道，春节快到了。2019年2月11日，使馆举办了今年的第一场新年招待会，俄罗斯华侨华人欢聚一堂。随后留俄学生、中资企业、汉学家陆续受到使馆地邀请，共庆新春佳节。

25日是汉学家的招待会，约800多位俄罗斯汉学家身着晚宴服饰，三五成群聚在使馆宴会厅，宴会厅正门对着的是一“诚”字，两侧分别写的和平与友谊，无不昭示着这一群汉学家，正是中华文化的诚挚传播者，是中俄和平与友谊的见证者。这800人里，有一批年纪较大的汉学家，他们见证了从苏联时期至今的两国友谊，也有年轻一代，他们操着更加标准的普通话，对中国的现代文化知晓甚多，更有一家从老到小都是研究中国的汉学家之家。晚宴没有准备刀和叉，大家统一使用筷子和勺子，汉学家们对于这个中国特色工具早已手到擒来。

使馆长廊

离开大使馆，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总让人很轻易地忘记要过年了，跟单位的两个俄罗斯记者聊天，大家也都是客气一声的Happy Chinese New Year！的确是，除了使馆紧凑的新春活动安排，俄罗斯中国商会也只是在元宵节举办了齐唱《我和我的祖国》的快闪活动，其他俄罗斯华人华侨并没有集聚一起举行更多除夕和新春活动。这也因为2015年5月，俄罗斯规定禁止外国组织或机构在俄罗斯境内活动及运作，此后大规模有组织的新年活动也就不再存在了。虽然没有大型组织的活动，但却有新春气息的商场，资本的嗅觉通常都是异常灵敏。红场边有着100多年历史的莫斯科国立百货商场即古姆百货已经张灯结彩，这家欧式风格的商场为了尽可能地制造过节的气氛，将几百个红彤彤的暖水壶悬挂在屋顶以显装饰，新年快乐的装饰字和恭贺新春的中文歌早已占领了整个商场，据说中国人早已是这里排名第一的消费群体。相反，俄罗斯人消费欲望普遍较低，即使是节日大幅折扣，他们也只会觉得是消费主义的骗局。

装扮一新的古姆商城

即使不能有组织地过节，远在俄罗斯的中国人也会有仪式感的度过这一个晚上，甚至是这几天。大家三三两两聚在一起，包饺子、看春晚。台里的两个老师，除夕夜一拍完片子就匆匆忙赶回去了，无时无刻不感觉到他们的回家心切。当然，也不乏外国人对于中国春节饶有兴致。

北京时间大年三十的下午，阿尔巴特街上的一家中文书店里早已热热闹闹坐满了人，一位蓄着长胡子，带着帽子，一身异域装扮的俄罗斯学者在为大家讲授易经，随后，一位身着黑色绣花旗袍的俄罗斯姑娘在黑板上写下春节两个字样，从这两个汉字出发讲述春节的历史和习俗。紧接着，8点的春节联欢晚会马上开始了，书店一位吉尔吉斯斯坦的男店员走上前去调试电脑和电视投屏，7000多公里外的信号就这样传到了阿尔巴特街。

俄罗斯人正津津有味地看春晚

很难想象电视前坐着的全是对中国和中国文化感兴趣的俄罗斯人，他们中有学识渊博的汉学家，有业余时间学习中国文化的普通公司职员，也有喜欢中国文化的俄罗斯孩子。就连书店的所有活动也都是店里的当地员工们自发设计和组织的。

如果你还在质疑他们能不能看懂春晚，那可就是多想了，听着相声的他们也会时不时的被逗乐。大约半个多小时过后，看春晚的人群被分流，书店的中文班和写春联小组开始活动了。四五个人移步至书店的一个角落，一位看上去30多岁的俄罗斯帅哥开始了中文口语课：“你要怎么去北京？”“我要坐火车去北京。”尽管是带着大舌音的对话，但仍让我们倍感亲切。

另一边，另一位瘦瘦高高、颇有文人风骨的俄罗斯老师正在教大家用毛笔写繁体字的对联：风送莺歌辞旧岁，雪伴梅香迎新春。这幅对联是老师为了迎合春节的气氛而特意挑的，我们几个中国人看了都觉得，这幅繁体字的对联好难写啊。老师左手握毛笔，在挂着宣纸上细致地讲解每一撇一捺，下面的桌子旁围坐着七八个学生，他们有模有样地握笔写字，不到一个小时，一幅幅作品就新鲜出炉了。大家纷纷双手拿着对联，相互拍照，不亦乐乎。

Sophia在展示自己的作品

活动过后，一群外国人聚在大长桌边，吃着饺子和中国菜，有说有笑。今天地饺子是书店特意买的中国的饺子，当然，俄罗斯人也吃饺子，超市里卖的饺子除了馅儿跟咱的不太一样，别的也没什么区别。这一帮情绪高涨的俄罗斯人吃完饭又看书的看书，喝茶的喝茶，本应晚上9点关门的书店一直到10点还灯火通明。

我们几个中国人则是吃完了饺子又去对面的一家格鲁吉亚餐厅搓了一顿，从大年三十吃到大年初一。团聚是与春节密不可分的仪式，无论是一起吃顿年夜饭还是看场春晚，在海外的大家都图个相互扶持、抱团取暖。

书店的年夜饭

春节传承着中国几千年文化脉搏，每个中国人都对春节有种与生俱来的独特情感。在全球化时代，春节期间仍在海外的华人越来越多，今年是我第一次在国外过除夕，这种情愫尤为强烈。地理距离将我们与家人强行拉开距离，但我们在不知不觉间总会找到相似的群属并彼此温暖，既像是铠甲，又像是软肋。

近几年，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外国人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节日，尤其是中国的春节。他们对中国节日感到新奇，效仿节日习俗，另一方面，通过节日加深与中国人的互动、拉近与中国人的距离感。这反过来彰显了中国的重要地位，以及中国文化的广泛传播，这一切都代表着中国越来越融入了这个大的地球村。

阿尔巴特街上的中文书店

这家吸引俄罗斯人过春节的尚斯博库书店于2016年7月5日在莫斯科市中心阿尔巴特大街开业，网上书城同期上线，是俄罗斯境内首家中文和中国主题书店。莫斯科的阿尔巴特街相当于北京的王府井，这里的书店也早已成为一个地标式的中国文化中心。

书店一角

书店隶属于俄罗斯最大的中国主题图书出版社——尚斯国际出版社，老板穆平是一名俄语专业的中国人，在看到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很多民众对中国抱有偏见，认为中国人素质差还经常行骗后，他决心改变中国的国民形象。2009年他辞职下海，立志传播中国文化。

能够在互联网、电子产品不断冲击，国内书店销售额日趋下降的时代进入纸质书的行业，这家书店的选择让人很不理解。但其实，这里是个与中国有些许差异的市场。以前有一种说法，俄罗斯男人出门公文包里必须装的两样东西，一是书，二是酒杯（到商店买散酒喝）；女人手提包里必须装的两种东西，一是书，二是化妆盒。俄罗斯人有着良好的阅读习惯，很多坐地铁的俄罗斯人都有随身带一本口袋书的习惯，坐地铁的时候拿出来阅读。也许是因为俄罗斯的地铁最深离地面达有100米，电子设备的信号也很难稳定，所以俄罗斯人养成了地铁阅读的习惯。据称，俄罗斯的地铁车厢除顶灯外，还特意设计了便于读书看报的局部光源，可以说非常人性化了。也正因此，俄罗斯出版了许多口袋书的样式的小册子，小巧便携。同时，图书在俄罗斯以及中亚各国都是一种非常高雅的礼物，因此纸质书的销售也自然没有受到电子阅读市场太大的冲击。

两位学俄语的朋友认为，当今的俄罗斯文化是颓废的美，这里充斥着“衰败”。但我觉得只要有一批知识分子群体在阅读大量书籍、汲取海量信息，这个社会就永远处在学习与进步中，不会轻易凋谢。

纸质书的市场仍然是很大的，但最开始的几年，书店的效益却一直不太好，虽然国家对于文化出海、图书出海有多项支持政策，但迫于渠道限制，书店也没有获得支持，因而进入亏损状态，之前出版社挣的钱基本都赔进了书店。阿尔巴特街的租金又很高，穆平想过换地方，店员们也觉得没有必要在阿尔巴特街死撑。

然而，很多汉学家都对这里难以割舍，他们说，每每提到阿尔巴特街上的中文书店，自豪感油然而生，这里是俄罗斯唯一的中文主题书店，就像一个中国文化的烙印烙在了这里，这种情感挥之不去。就这样，在困难的经济状况与充足的精神支持的交织中，书店艰难地调整经营思路、寻求转型。最终，书店以文化中心的新模样成功转型。公益的文化讲座、主题沙龙、艺术熏陶，不仅拓展了中国图书的忠实读者们，更培养了一批新的中国文化“粉丝”，还带来了可观的“流量经济”。

活动剪影

以阿尔巴特街的书店为基地，尚斯逐步推出“中国书架”，并在萨马拉、陶里亚蒂多地挂牌，目前已入驻了俄罗斯12个城市的22家书店。与此同时，尚斯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等地也都陆续拥有了自己的出版社和书店。用穆平的话说：“前苏联已经没了，但现在我们要让中国主题图书的身影走遍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将他们连结在一起。”

着眼文化出海

实现文化互通

2013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联系日益增加。经济先行，文化滞缓。由于文化差异，国家间的跨文化沟通中出现了许多负面案例。为了实现民心相通、文化互通，中国加快了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的步伐。这其中，影视剧、广播、网络小说、图书都成为了中华文化的载体。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为例，该书已出版20多个语种，发行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但在具体实施中，文化传播却落到了难处。很多人说一些中国出版的主题图书只是被送到了国外的书店里，但却鲜有读者，质疑中国图书出海都是虚假数据堆砌。而穆平是带领尚斯出版社埋头发力，把中国故事讲到了实处。

在出版社成立前，俄罗斯图书市场上的中国主题书籍数量不多，远比英语主题图书少，且出现了明显的断代现象，前苏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版，或者是五六十年代翻译的中国主题图书几乎占了半壁江山，此后几十年时间内，中国主题图书几乎出现空白。而反映当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书又大多数是中国国内主导，中国人主译，因此缺少俄语逻辑，晦涩难懂，即使摆在书店显眼处也鲜有人问津。

几年前，国内一位学者想通过尚斯的渠道销售自己被翻译成俄语的著作。穆平先请俄罗斯同事看这本书，看半天没看懂，又让一位学术背景相近的资深编辑看，依然不太明白。正是这件事让穆平进一步意识到了中俄话语体系与文化的差异。因此克服思维、文化的差异成了图书出海的重中之重。穆平重新整合了自己的翻译团队，以适应俄罗斯的逻辑。出版社组建起一个强大的专业翻译团队，成员全部是来自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俄罗斯外交学院、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知名汉学家，以及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的汉语研究所和本地大专院校的教授、汉学专家等，实现“母语”翻译。“母语”翻译后，再由中国人审核，最后编辑出版。这样出版出来的书，每本都语言流畅、通俗易看，内容为王。

摆设中国主题图书的书架

除了翻译团队的“母语化”，穆平更是将 “本土化”做到了极致。在海外出版社和实体书店里，尚斯拥有一支268人的团队，穆平是唯一的中国人，其他所有雇员都是当地人。这些外国人成为了海外传播中国文化的主力军。他们平时自发组织起各式各样的活动，从中国文化讲座、中国电影放映、到麻将实践课、打琴体验（古筝弹奏）、茶艺学习等等，平时干完了店里的活计后，就凑在一起学习中文，还时不时的组织到各大中小学举办文化讲座。他们的主动性是无穷的，几个俄罗斯店员会主动提前学习好一些电影内容，在为别人放映的时候，边放边讲。店里的每个俄罗斯女生都为自己购置了旗袍或其他传统服饰，他们对中国的历史与文化尤其感兴趣，甚至对各民族的文化也有所了解。一群外籍团队成功讲出了中国故事，传播了中国声音。

穆平讲了这样一个道理：“同样是小麦磨成的面粉做的，中国北方人喜欢吃馒头，俄罗斯人喜欢吃列巴，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人喜欢吃囊。就跟翻译、出版书是一个道理，‘我们要出人家的书’。员工清一色的本土化尽管成本极高，但至少能保证中国的面粉能够烤出俄罗斯人喜欢吃的列巴和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人喜欢吃的囊。”穆平的团队还找准文化相似性，针对俄罗斯的文化需求，开辟了海外出版的蓝海。

2018年12月14日，由尚斯国际翻译出版的《习近平讲故事》俄文版新书发布会在莫斯科的书店举行，原定只有三五十人参加，最后竟然来了100多人，受欢迎程度大大超出预期，许多俄罗斯的政要都以私人身份参加发布会。2019年2月，出版社俄语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两册列于中文主题图书销售榜的第二、三名，另外一本《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解释》的销量也表现不俗。中国的主旋律在俄罗斯人中也激起了共鸣。不得不说，俄罗斯人民仍然高度关注着马克思和社会主义以及与之相关的理论前沿与实践真知。

中国与俄罗斯，同为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大国，又有过相似的历史经历，也不难理解他们对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制度和政策制定充满兴趣。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抓手，反思历史，比较当下，正是顺应俄罗斯人这样的阅读需求，出版社还翻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研究》、《大道之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主义》等等，也都实现了热销。

俄语版《习近平讲故事》

寻本溯源，俄罗斯人很难说清自己的民族历史。19世纪开始，俄国陷入身份认知、文化认知混乱、人们陷入虚无主义、感伤主义的混沌之中。俄罗斯人身份认知的困惑一直伴随着这个国家的人民，从基辅罗斯、莫斯科大公国、俄罗斯帝国、苏联到俄罗斯联邦，俄罗斯经历了太多征服与被征服，身份认知的混乱除了民族、种族的不确定，是大俄罗斯人还是鞑靼人、乌克兰人、日耳曼人…….就连源头上的基辅罗斯是否是东斯拉夫人都也有所争议，还有归属上的不确定，这又离不开一系列的问题：俄罗斯究竟是欧洲的还是亚洲的？西方的还是东方的？究竟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社会主义道路？

有一次在书店，我被俄罗斯店员误认为是苗族人，赶紧纠正自己是汉族人并表示惊讶。店员说：“你怎么知道自己是汉族人，你怎么知道你没有苗族的血统呢？”“我们的户口本上都写着啊，汉族，清清楚楚。”“原来是这样，我们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我们的身份证件上也都没有写，所以只能通过长相来判断民族。”店员们遗憾地说道。现在的俄罗斯人，渴望尽可能地还原历史，厘清脉络。13世纪当蒙古人突然出现在罗斯，并征服了这里，中国与罗斯同样置于大汗的控制之下，蒙古人在罗斯横征暴敛导致了文化衰退，在中原地区却建立了繁荣的元王朝。正是有或多或少交叉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足迹，《中国民族简史》等一系列有关民族和历史问题书籍深受他们的喜爱，俄罗斯人也希望走出俄罗斯看俄罗斯，走出俄罗斯看世界。

尚斯出版的中国主题图书

中国的传统文化同样是出版社不曾放弃的阵地。但鉴于俄罗斯上原本存在的许多苏联时期翻译家的传统文化译著，因此出版社踩在前人的肩膀上，与时代发展相结合，推陈出新。新版系列丛书《中华经典》成体系地介绍了中华传统文化。尚斯团队还将古典名著《西游记》全文翻译成了俄语版，并邀请俄罗斯大学设计学院的师生专门制作了精美的西游记人物动画和其他周边，吸引了众多俄罗斯的青少年。儿童文学的市场是出版界的常青树，文化传播也应当从青少年开始。和中国孩子读的曹文轩、杨红樱差不多，俄罗斯的青少年也开始读俄文版的《青铜葵花》、《草房子》等等，许多小读者成为了中国儿童图书迷。出版社还将一些中国的童话故事做成精美插图的俄语画本，供年纪更小的读者学习。在现代文学作家中，王蒙是俄罗斯人心目中的中国著名作家，王蒙的小说《活动变人形》很有市场，因为俄罗斯人偏爱有逻辑的内容，莫言的书也常常位居畅销书非官方排行榜榜首。相反，中国人喜欢的一些如三毛这一类的散文作家，俄罗斯人不太能够欣赏。

俄语版《活动变人形》

当然，尚斯团队还抓住全世界学习汉语的普遍热潮，出版了汉语考试教学辅导书籍，受众更是众多，常常会有俄罗斯人在网上书店买HSK汉语测试题。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书店的田字格本也异常抢手，时常脱销。书店的总经理格罗莫娃认为，出版社中国书籍的几个亲民也是吸引俄罗斯读者的一大原因。

这也让我想起了中国南部的另一个邻国尼泊尔，与俄罗斯不同，尼泊尔国土面积很小，而且是一个不发达国家，所以对尼泊尔人来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与俄罗斯人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存在很大区别。在尼泊尔，2014年，新知图书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开设华文书局，700平方米的面积是莫斯科尚斯书店的三倍还多。以书为媒，书局扩展了学生用品、办公用品、茶文化等项目，甚至卖起了年货。同时，天利文化传媒集团同尼泊尔当地的书店共同合作，共同建设中国图书专柜，构建‘中华书苑’连锁书店体系。但实际上，中国主题图书的出版还是主要掌握在尼泊尔的出版社手中，2018年，尼泊尔当代出版社出版了12本尼文版和英文版中国图书，皆为儿童读物。即使不翻译成尼泊尔语，中文图书也受到尼泊尔庞大的中文学生群体的追捧，但同时，也导致尼泊尔的中文图书存在很多盗版现象。其次，由于尼泊尔的英语普及率较高，很多中国图书尼泊尔语的翻译出版流于形式。

第一个在海外的春节就这样过去了，我在阿尔巴特街的这家书店感受到了家的气息，也对穆平这个逆境中生存下来的海外出版人感到深深的敬意。以中国文化融入俄罗斯为起点，反思中国与尼泊尔之间的文化交流传播，或许中国是一个被尼泊尔人追捧的大国形象，亦或尼泊尔的文化不是俄罗斯这样的一板一眼讲究程序与规则，所以大家在传播文化中的许多行事明显更加粗暴直接。在尼泊尔人对于中国文化的滚滚热情中，这些行事方法虽都显得微不足道，但还是希望有一天，即使是对不发达的国家，我们也能静下心来搞文化、踏踏实实建文化。